河南省航空学会
请记住那些为航空航天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 2019-05-06 10: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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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王永记
  •  黄纬禄

      黄纬禄生于1916年12月18日,安徽芜湖市人,是中国著名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首枚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副总设计师,中国陆上发射井液体战略导弹副总工程师,水下核潜艇固体潜地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陆上机动车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知名导弹专家,被誉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航天老总”。

      黄纬禄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员,曾为清朝秀才,他要求子女认真读书、积极上进,对黄纬禄刻苦攻读、严谨治学有深刻的影响。1936年,黄纬禄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194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1947年,黄纬禄取得硕士学位并于同年10月回到祖国。1957年12月,黄纬禄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正式开启了他的航天人生。

      黄纬禄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先河,奠定了中国火箭与导弹技术发展的基础。中国“东风”等型号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的控制系统都有他的参与。

      20世纪50年代末起,黄纬禄任液体弹道式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开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70年代初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弹道式导弹的开创,他率领同事们共同完成以下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和攻关项目,决定采用大量新技术,突破了水下冷发射、出水大姿态控制技术、摇摆条件下的调平与瞄准技术、多功能机动发射车、组件小型化和射击诸元实时计算等关键,研制成中国第一代潜地和地地机动固体弹道式导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能从潜艇发射弹道式导弹的国家。还布置并完成了关键预研项目,为中国第二代的弹道式导弹实现固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中国涉及导弹技术的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都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为此,黄纬禄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巨大心血。身为控制系统的负责人,黄纬禄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是清醒的,能够准确控制弹身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他从基础学起,把自己已有的经验和技能想方设法转化过来,同时吸纳新的知识和技能。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黄纬禄想起抗日战争时中央大学搬迁后的互帮互助教学法,用这个方法,大家共同学习,很快掌握了大量的知识。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不舍昼夜,加班加点,即使是领导们出于对大家身体健康的担忧,动员大家早点回去休息,他们也只是等领导一走就又都折回来继续工作。这样的日子几乎就是他们那时侯的工作常态。首枚导弹运往基地前,黄纬禄和战友们在灯火通明的生产车间里,连续奋战几个昼夜,把每一个环节重新仔细地检查一遍;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基地厂房里,对每一个电路单元都进行反复的调试,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他们要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导弹来。

      20世纪70年代后,黄纬禄主持研制潜地和地地固体机动战略导弹获得成功,提出了“一弹两用”的设想,突破了水下发射、三轴稳定平台在运动基座上的调平及瞄准、导弹设计诸元的适时计算和装订、陆上机动车的研制发射等系列关键技术。这两型导弹填补了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空白,为中国继续发展固体战略导弹提供了理论和实际的可靠依据。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没有任何国外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他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突破了中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纬禄虽是一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专家,但却时时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身正为范。“在成绩面前,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他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绩面前,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我的人生格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黄纬禄始终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格言。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人们至今还依然记得黄纬禄的“三个三”: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相反,凡是与黄纬禄共事过的人都为他有容乃大的心胸所折服。

      2011年11月23日,黄纬禄逝世。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在杨西玲在缅怀他时说:“要深入学习他始终坚持胸怀祖国,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品质,注重民主、大力协同的工作作风,严己宽人、诲人不倦的人格魅力,忠诚事业、默默奉献的崇高境界。”

    梁守槃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体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梁守槃之父梁敬錞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晚年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年的梁守槃在北京家中的私塾读古书和当时的小学教科书。1927年他考入北京四存中学,后曾转学到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上海沪江附中和上海光华附中。当1933年6月梁守槃高中毕业时,社会上“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正日渐高涨,他立志钻研工程技术,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步入“航空救国”之路。

      1937梁守槃年在清华大学取得工学士学位,随即到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结业后,他目睹当时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且美国又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这一切使他感到建立中国自己军事工业的必要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摆脱它国的控制。

      1938年8月,梁守槃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获硕士学位。1940年2月,他放弃在美继续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开始他教书育人的生涯。在近20年的教师岗位上,他兢兢业业、挥鞭执教,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旨在培养振兴中华的栋梁。时至今日,中国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学者、专家还都清晰地记着这位师长的神采和风貌。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结合教学撰写了十余部讲义和其他论著,不仅为当时有关专业的教师、学生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而且对从事有关专业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1956年9月起,梁守槃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

      梁守槃是中国第一任海防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长期从事海防导弹的技术领导工作,曾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领导研制成功几种海防导弹,装备了部队。他还曾担任海防导弹系列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各海防型号导弹的技术工作。他被誉为是“中国海防导弹之父”。

      在从事导弹研制的实践中,梁守槃以他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握着技术方向与技术途径;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参与决策多种导弹的技术方案及其他重大技术问题;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的设计、试制、试验、生产和飞行试验,研制成功多种导弹,满足了部队装备的急需,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梁守槃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具有独立思考、科学严谨、敢于直言的治学态度,具有对导弹研制试验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的才华;而且还十分重视航天科技工业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技术途径等的制订工作。早在1964年,他在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技术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技术工作中存在的认识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聂荣臻副总理看了这篇报告后,亲自做了批示:“梁守槃同志的这篇讲话很好,提出了一些很现实、很具体、很生动的问题。……对我们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很值得提倡。”时至今日,他提出的科技人员的“三严”(严格、严密、严肃)作风的培养问题;设计中的继承性与先进性的关系问题;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守槃还多次提出关于航天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方面的建议;注意总结导弹型号研制工作的经验教训,向领导陈述己见;亲自起草和修改了导弹研制程序……他的这些建议与意见,大多数都已被领导接受或采纳,在促进航天科技工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作为航天部科技委的副主任,曾分管航天科技工业2000年发展战略的制订工作,他以严肃认真和积极负责的态度组织了这一工作。这一工作的圆满完成,凝集着他的一份重要贡献。

      他还十分重视研究航天科技工业的经济效益问题,较早地提出了导弹型号研制工作要搞经济核算和经济承包责任制,极力反对包盈不包亏的假承包,努力探索导弹工业增强经济实力的道路。

      梁守槃作为一名老专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决不去迎合某一观点,更不哗众取宠,称得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推诿,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工作,一定提出明确的意见,敢于决策、善于决策。梁老于2009年9月5日逝世,直到逝世的前几年,他还孜孜以求地奋战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的岗位上,关心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为其兴旺发达而尽职尽责、献计献策。

      除了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航天四老,还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和工作者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或许,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20世纪中叶,有那么一批中国的科学家们,创造了一段极不寻常的历史。

      那时候,中国很穷,却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有留洋背景、已经在国外有杰出成就、有安逸生活的科学家们,带着妻子儿女,带着一颗年轻沸腾的心,一腔报国的情怀,不惜突破重重阻碍,乘几个月的轮船飘扬过海,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母亲的怀抱。

      迎接他们的,是祖国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艰苦的工作条件,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地从事着祖国最高科技的“两弹一星”事业……他们与国家共甘苦,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

      当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初期,基本上没有设计制造导弹的设备和资料,只有几十位从大专院校和工业部门抽调来的专家和百余名当年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而且只有钱学森教授在国外参加过导弹、火箭设计与试验工作,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然而,创建者们没有气馁和退缩,而坚定地认为,外国人干成的事,中国人当然也能干成。他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攻克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我国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中国人民送给他们的桂冠。

      “两弹一星”精神是民族正气的史诗,“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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